很多人熟悉毛泽东身着红军戎装的照片，这是1936年7月由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拍摄的。正是这张照片和斯诺对红军采访内容的发表，让全世界第一次认识了中国红军。红五星、八角帽、中山服式的军装便成为了红军的象征。比起古今中外各国军队的服装，红军的军装朴素且简陋，然而，就是这样一支身着简陋，有时甚至是破烂军装的红色革命队伍最终战胜了貌似强大的对手，夺取了政权，这不能不说是个历史的奇迹。那么，红军所穿的军装是如何而来的呢？河北省石家庄市有一条红军大街，这里住着7名老红军，其中就包括当年为毛泽东制作军装的红军战士——张文清老人（时任红军第25军后勤）。他回忆说：“长征的时候，走到甘肃平凉，到了20里铺、30里铺，到40里铺就没走，在这里住了一天。听当地老百姓说，山上有3个窑洞，窑洞里面有东西，就是线哔叽。三个窑洞的布，我们一人扯一件，背进了陕北。”
张文清所在的红25军是从鄂豫皖根据地长征到达陕北的红军先遣部队。他们一路英勇搏战率先到达陕北并建立了根据地。随后毛泽东所率领的中央红军结束长征到达陕北时与他们会师，那时的第一方面军刚刚经过长途跋涉，战士们一个个衣衫褴褛，服装破旧不堪，而作为全军最高统帅的毛泽东也和战士们一样。张文清曾被父亲送到汉口一家裁缝铺当过几年学徒，因此为毛主席缝制服装的任务就落在了他的身上。张文清回忆说：“那时没有缝纫机，就是用手做的，点了个煤油灯，在煤油灯下一针一针做的。”
实际上，在到达陕北之前，在大部分时间里，红军所穿着的服装是比较杂乱的，有的时候甚至是五花八门。当时的战争环境比较艰苦，红军的经济也非常困难，所以作战的军服只能维持最低程度的识别、遮体、御寒等最基本的功能。张文清说：“当时都是穿的老百姓衣服，自己出来穿什么衣服还是什么衣服。”
两军对垒，最重要的就是依靠服装区别敌我。因此，面对着如此杂乱的服装配置，我们的红军战士是如何辨别敌友的呢？张文清说：“红军战士有个红袖章，有的也有个红飘带。”1927年南昌起义时，周恩来等起义领导人感觉到起义的国民革命军必须有别于国民党军队，于是就让所有参加起义的官兵在领子上都扎上一条红领巾。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的参战部队当时也都没有统一的军装，有的穿着国民党的军服，有的穿着从家里带来的老百姓衣服，但是他们都会以红色作为人民军队的统一标识，像佩戴红色的袖章、红领巾等以示区别。
1928年4月，朱德和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一部分队伍辗转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率领的队伍合并，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随着井冈山根据地的建立，红军队伍迅速扩大，从作战和管理等方面统一服装的必要性也日益明显。1929年3月，红4军占领了闽西重镇长汀后，制作了我军历史上第一批正规的军服。这首批4000套军服整体呈蓝灰色，布质，在式样上基本参考了国民革命军军服的式样。如立翻领的中山装上衣、西式裤子，由于当时的生产条件比较简陋，大檐帽不便于生产，也不便于行军、作战的佩戴，就选用了八角帽。
红4军换上新军装后不久，中央苏区有条件的部队也陆续穿上了这种式样的新军装。虽然红军服装有了统一的规格，但受经济条件的制约，各部队做出的服装布料、颜色还不尽相同。当时的各个根据地只有在筹集到大量资金、布匹的时候，才有制作军服的可能。整个土地革命时期，红军有限地大规模生产过几次红军军服，但总是供不应求。
1934年10月，由于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8.6万多人被迫实施战略性转移。在部队从瑞金出发时，正值秋季，红军官兵大多还穿着单衣短裤。当12月初进入湘粤交界的五岭地区，尤其是翻越老山界的时候，战士们首次感受到了“瞬间有四季，几步不同天”的恶劣气候，指战员们单薄的军衣已经难御寒冷，沿途又没有根据地，很难补充服装，适应气候的变化成为征途中的严峻考验。原红4方面军总医院院长勤务员李广照回忆说：“爬雪山过草地都是光着脚板没有鞋，一开始有草鞋，不久就没了，后来穿牛皮鞋，过草地时大家没吃的，就把牛皮都吃了，于是就光着脚板走。”
原红一方面军一军团战士兼理发员钟枝棋回忆说：“当时也没有棉衣，就是穿着两件从长征出发时带的衣服，冬天冻得不行，只好在休息的时候，几个人坐在一起，背靠背取暖。有的是你抱我，我抱你，取点暖，就这样子走过了长征。”长征途中，因寒冷夺走的战士生命不亚于战斗中死伤的人数。1935年10月，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时人数已经很少了，所有的人都衣衫褴褛，也包括毛泽东本人。张文清回忆说：“那时他（毛泽东）进来的时候看得可怜，穿的一个破军装，是国民党的一个破军装，戴的帽子是国民党的一个帽子。刚到这来的时候，烤火把衣服烧了半边，没衣服了。”
就是这样一支衣衫褴褛、常常饿着肚子，很多士兵甚至是没有一支步枪的部队，却能在数倍于己、装备优良的敌军围攻下一次次地胜出，并且不断地发展壮大，写下了世界军事史上壮丽的一页。
（摘编自大型档案纪录片《永远的红军》解说词）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2年3月12日 总第2278期 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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