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箭正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屈建军 摄

将帅档案

罗瑞卿 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军事家。1906年5月31日出生于四川省南充县。1928年由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红一军团政治保卫局局长，中央红军先遣队参谋长，红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局长，中国工农红军大学教育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曾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教育长、副校长，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第七届中共中央候补委员。解放战争时期，曾任晋察冀野战军政治委员，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兼第二兵团（19兵团）第一政治委员。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委员、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公安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军委常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兼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中共中央军委顾问。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1978年8月3日在德国逝世。

日前，在解放军档案馆的贵宾接待室里，本报记者采访了罗瑞卿大将之子、解放军总装备部后勤部原副政委罗箭少将。

坐在记者眼前的这位精神矍铄的老人，谈及他父亲的经历，娓娓道来：“1906年5月31日，我父亲出生在四川南充舞凤乡清泉坝，幼时家境比较富裕。在大革命的洪流中，他受到家乡著名进步人士张澜和共产党员吴玉章等人的影响，于1926年毅然离开家乡，投考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27年春，大革命失败后，他历尽磨难，辗转数省，最后在上海找到党组织。1928年10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红军时期，他担任红一军团的保卫局局长，后来是红一方面军的保卫局局长。在革命最艰苦的时期，保卫了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安全。抗日战争时期，他担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的教育长和副校长，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培养和造就了大批干部。新中国成立后，他是第一任公安部部长，为巩固和保卫新生的政权作出了贡献……”

桃李芬芳满天下

1935年10月，罗瑞卿随红军陕甘支队到达长征的终点——陕北吴起镇。随即，陕甘支队编成红一军团，同时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罗瑞卿随红一方面军参加了东征。东征回师后不久，中共中央决定开办中国抗日红军大学。

罗箭说：“当年，毛主席说，黄埔军校在国民革命战争时期是立过功的，我们红军现在也要创办一所像黄埔那样的军校，我们叫‘红埔’。1936年6月1日，抗日红军大学在陕北瓦窑堡创办，简称‘红大’。毛主席在给红军大学作报告时说，‘我要给红军大学请个校长，林彪同志是黄埔四期的毕业生，他很能打仗，就让他当这个校长。光有校长还不行，还要有个教育长，就请罗瑞卿同志来当教育长’。我父亲在红军中有个外号叫‘小邓演达’（邓演达是黄埔军校教育长、武汉分校的校长，他善于演讲，在演讲中能恰当地运用肢体语言，谈笑风生，鼓动性强）。”

当时，抗日红军大学处于初创时期，学校的领导干部大都由学员兼任。校长林彪、教育长罗瑞卿和一科政委罗荣桓、科长陈光等既是领导干部，又都是学员。

1937年1月，抗日红军大学随党中央迁至延安。1月20日，“红大”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校长林彪、副校长刘伯承，罗瑞卿继续任教育长。8月25日，红军奉命改编为八路军，校长林彪被任命为115师师长、副校长刘伯承被任命为129师师长，“抗大”的全面工作由罗瑞卿主持。

为了接纳日益增多的知识青年，中共中央决定，除“抗大”外，另办一所陕北公学。由于“抗大”大门敞开，全国各地学生如潮水般涌来，到1938年12月第四期结业、第五期开学时，“抗大”师生员工共达一万余人。

1939年夏天，中共中央决定“抗大”和陕北公学移驻晋东南。这个决定是由于日军企图进攻陕甘宁边区，国民党反动派加紧对边区的封锁，造成边区严重的财政困难。这时物资匮乏、粮食奇缺。此外，反动派的封锁，也使广大沦陷区和蒋管区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难以投奔延安。

罗箭说：“1939年7月，我父亲奉毛主席和中央之命，率领‘抗大’总校和陕北公学5000多人的非战斗庞大队伍，途经陕西、山西、河北三省的30多个县，穿过敌后日伪军炮楼林立的地区，通过日伪武装严密封锁的同蒲铁路和正太铁路，历时两个半月、行程2500余里，到达了晋察冀根据地。”

抗战初期，国民党统治区大批学生由沿海向西南大后方转移，与此同时，“抗大”总校和分校却逆向东行，向敌后挺进。这说明“抗大”确实是一所抗日的大学。

胸怀革命浪漫情

早在黄埔军校当学员时，罗瑞卿就是个活跃分子，他经常和同学们不是上街演讲，就是上街演活报剧，宣传革命。

进入苏区后，罗瑞卿觉得红军的戏剧活动不多，于是，他创建了战士剧社（它是广州军区文工团的前身）。为了活跃部队生活、鼓舞士气，他还编剧、导演，并主演过几部话剧。

1961年2月，罗瑞卿全家福。 罗 箭 供图

第一次反“围剿”活捉了蒋介石的师长张辉瓒，罗瑞卿马上找了几个戏剧爱好者赶编了一部活报剧《活捉张辉瓒》，连夜排练。在第二天的祝捷大会上，演出获得圆满成功，受到热烈欢迎。台下的俘虏大为惊奇地说：“红军真行，刚打完仗戏就演出来了。”

罗箭说：“为庆祝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我父亲又编了一部话剧《杀上庐山》。”

1933年初，蒋介石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为准备对苏区的第五次“围剿”训练军官。罗瑞卿得知这一消息后，连夜为宣传队编了这部话剧。罗箭说：“剧情颇有浪漫主义色彩，大意是国民党军队进攻苏区，越战越败。而红军在攻占了九江之后，一举杀上了庐山，活捉了蒋介石。”

罗瑞卿是导演，分配演员时，谁都不愿意演蒋介石。

罗箭说：“我父亲一看这架势，说好吧，‘我来演’。我父亲指着脸上的伤疤说，‘你们瞧，那颗该死的子弹，打哪不好，却偏偏打在我的嘴巴上（在第二次反‘围剿’的战斗中，子弹从罗瑞卿脸颊的一边射进，穿过口腔飞出，左侧的颞颌关节被击穿。在事后的手术中，因为颞颌关节复位时没有抬起来，以后他就留下一个嘴不能张大的毛病，于是就又得一个外号叫‘咬牙切齿’），嘴歪了，破了相，怎么办？可能就是准备让我演这个反派角色的吧！好，那我就来演蒋介石’。”

等演到我军攻入九江，需要军团首长下命令时，只见聂荣臻从观众席上站起来，不慌不忙走上台，拿起电话机下令：“占领九江的部队不要停下来，立即杀上庐山，活捉蒋介石!”

台下的观众看到军团政委亲自扮演军团政委，随即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接下来，我军冲上庐山，蒋介石东躲西藏，最后藏到竹林里，当战士们拿枪搜索，一时还未发现时，台下的观众急了，大声喊：“蒋介石就藏在竹林里，别叫他跑了。”不一会儿，蒋介石就被战士们揪了出来，哆哆嗦嗦地站在聂荣臻的面前，乞求饶命。

这场戏演完了，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祝贺演出成功时说：“罗瑞卿你这个蒋介石个子太高了！”后来，罗瑞卿在《庐山雪》中饰演蒋介石与林彪对阵，林彪的矮更衬托了罗瑞卿的高。

罗箭说：“话剧《庐山雪》是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李卓然和宣传部部长张际春在第四次反‘围剿’的两大战斗间隙创作的，主要内容是红军打进了南昌，杀上了庐山，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像庐山雪一样融化了。剧本中的人物有许多是红军高级将领，在我父亲的动员下，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等人都上台扮演自己，我父亲还是扮演蒋介石。这部话剧在红军中传为美谈。”

国家安危系一半

1949年4月，时任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兼19兵团政委、太原前线总前委第一副书记的罗瑞卿参与指挥部队解放了太原。5月中旬，我军正准备挥师远征时，毛泽东致电罗瑞卿“请来中央一叙”。

到北平后，周恩来找罗瑞卿谈话，“新中国快要诞生了，毛主席点的将，让你出任公安部部长”。罗瑞卿说，他还想跟着部队去打仗。他建议由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出任公安部部长。

周恩来说：“李克农有李克农的事。”并告诉他，此事中央已经决定，“今晚毛主席还要接见你，你就不要再提上前线的事了”。

当晚，毛泽东在香山别墅见到罗瑞卿就说：“听说，你不愿意干公安部部长，还要去打仗？现在要建立新的国家政权了，我们都不干，都去打仗，能行吗？”于是，罗瑞卿成为新中国第一任公安部部长。11月1日启用印信，正式开始办公。

在罗箭的记忆里，“我父亲从组建公安部队开始就非常忙碌”。当时，公安部提出了治安的目标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

1949年11月，罗瑞卿同时兼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为了“打恶”，他先是让“反动党团骨干”限期登记，不自首的重点打击；接着是严厉打击城市盗匪。与此同时，罗瑞卿还指示从严打击流氓阿飞活动。

“另外就是禁毒，我父亲对发现和破获重大毒品案件都亲自查，他指示对贩毒、售毒、制毒、运毒的大犯、惯犯及开烟馆的大业主、大窝主要坚决打击。”罗箭说。

毛泽东对罗瑞卿说：“新中国决不允许娼妓遍地，黑道横行！”

11月21日下午5时，罗瑞卿向封闭妓院行动组发出了“立即行动”的命令。北京市一夜之间关闭了所有妓院。 “解救出来的妓女，政府给她们检查身体、治病。组织学习生产技术，让她们掌握谋生之道，很多人都去了纺织厂工作。”罗箭说。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周恩来就对罗瑞卿说：“要严密注意并防范敌人的暗害阴谋。”周恩来对于公安工作的重要性视为“国家安危，系于一半”。

毛泽东也说，各种困难都要估计到，像苏联基洛夫、列宁等领导人被刺的事情可能也会在我们这里发生，但要力争避免。

1950年以来，公安机关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多种方法，对在我国周边地区活动的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动向，特别是重大行动的动向能够大体掌握，及时予以防范。

1950年8月，天津和上海公安机关获悉，国民党特务段云鹏将于最近第三次潜入大陆。段云鹏自幼习武，能飞檐走壁，新中国成立前曾是北平、天津一带有名的飞贼，外号“赛狸猫”，1946年被军统局招募为特务。

罗箭绘声绘色地说：“新中国成立后，段云鹏逃到台湾，曾三次潜入京津地区，发展特务50余人，策划了北京火药库爆炸案和天津电车爆炸案。1954年5月，他再次潜入北京，企图利用他熟悉中南海地形的条件和其社会关系行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党中央领导人。这次，公安机关安排了侦察员接近段云鹏并取得了他的信任。1954年9月，段云鹏在一次偷渡失败后，放弃了再次偷渡的打算，后在侦察员的诱导下，完全按公安部门为其设计的路线潜入广州，落进了预设的圈套并俯首就擒。”

从1949年到1959年，罗瑞卿担任公安部部长的10年间，各地公安机关在他的领导下，破获了大批间谍特务案件，使美国和国民党特务机关的进攻遭到惨败。

铁骨铮铮蕴柔情

“孩子们对父亲都有深厚的感情”，因为罗瑞卿对家人来说是一个柔情似水的人。

罗箭说：“我妹妹峪田出生于1942年1月，那正是华北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军民对日寇斗争最艰苦的岁月。日本鬼子调动大批的军队，对根据地实行‘合围扫荡’。在‘扫荡’中日本鬼子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我妹妹刚出生11天，便赶上了反‘扫荡’。我军半夜开始行动，我母亲用小棉被裹着我妹妹，把她放在临时找来的箩筐里，由通信员背着走。那一夜，天气特别冷，我父亲的头发和眉毛上都结满了霜花，他十分担心我妹妹的处境。他骑着马来到我妹妹的身边，解开他马鞍下的一块油布搭在装我妹妹的箩筐上，就策马而去，指挥部队反‘扫荡’去了。我母亲一路上一直没有机会看我妹妹一眼，直到第二天傍晚住进一个小村庄里，她才打开我妹妹的小棉被。这时我妹妹皮肤青紫，哭声都没有了。幸好房东大娘有经验，把我妹妹放在热炕上，一遍又遍地给她周身按摩。许久，我妹妹才哭出声来。每每提起此事，我母亲就说要不是你父亲细心地给装你妹妹的箩筐上搭上了一块油布，你妹妹肯定会被冻死的。

“许多人都觉得我父亲很严肃、不苟言笑，工作之中很多人都怕他。其实对家人来说，他是一个慈祥的父亲，我们7个孩子没有人害怕他。我小的时候，没记得父亲打过我们，也就是和我们讲讲道理。人家都讲严父慈母，但是在我们家扮演严厉角色的是母亲。平时父亲工作太忙，我们没有什么机会见面。”

罗瑞卿家有条不成文的规矩，只要可能，大家一定要聚在一起吃晚饭。“这是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光，除了父亲，谁都不能迟到。所以，大家围坐在饭桌旁等父亲来吃饭，以及吃饭时愉快的谈话，就成为我们记忆中十分特殊和美好的一部分。”罗箭动情地说。

罗瑞卿对孩子们的要求非常严格，每个人都要努力学习，从小要做富有进取心和责任感的人。孩子们的学习成绩必须是第一流的，操行评语也必须是优良以上。他非常明确地要求孩子们关心集体、关心别人，要他们看重对别人许下的诺言，无论什么情况下都要守时，要忠于友情。

罗瑞卿虽然是个一生没有太多闲暇的人，但他似乎具有一种特殊能力，那就是随时随地能让家人感到他的真诚和热情。多年以后，子女们回忆起父亲来，还对他何以能做到这一点感到惊讶。罗箭说：“正是我父亲对家人郑重的责任和情感，使我们学会去爱别人，使我们心灵中始终能保持一些善良纯净的力量，使我们能在纷乱的生活中拥有一个基本的立足点。”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3年8月30日 总第2503期 第四版